——读朱自清《经典常谈》（副题）
1998年12月3日，“小雪”，冬天的第二个节气。我在校园旁的“淘书乐”，淘到《朱自清全集》第6卷“学术论著编”。翻看目录，第一本就是“经典常谈”。当日无课，一个下午就把这本小书读完了。朱自清“透着优游不迫神儿”的散文笔法，令我神往。再读《序》，第一句话：“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。”原来这是为中学生写的，是向中学生介绍应当见识的经典。我已忝为“大学教授”，反躬自问，朱自清要求中学生阅读的中国经典，我读过几部？张潮《幽梦影》开宗明义：“读经宜冬，其神专也。”我取出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心神专一，从头读起。边读边为每一章拟标题，最后编了一册“四书目录”，以便时而习之。
从1998年开始，在专业之外“亲近经典”，已经二十多年了。期间，我的学生，尤其是研究生们不断追问我一个问题：在21世纪的信息化、智能化时代，古老的经典还有什么用，还能给现代人什么启示？传统经典都是人文经典，传统学问就是人文学。因此，问题实质是：在崇尚科学的时代，人文学还有什么用？朱自清借用“外国教授”的话说：“阅读经典的用处，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。”这确是一个明达的见解。然而，阅读人文经典，除了“见识经典”，还应有更重要的关乎生命存在和生命价值的文化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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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典是智慧的源泉
首先，经典是智慧的源泉，没有经典，我们将停止思考。在关乎生命存在和生命价值的人文领域里，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，前人都已经思考过了，准确地说“轴心时代”的先哲们都已经思考过了；我们要做的，只是重新加以再思考而已。怀特海说：对欧洲哲学传统的最保险的定性莫过于：它不过是对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的阐释；梁启超说：《论语》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；钱锺书说：古人有言，明体达用，用之学问，日进千里，体之学问，仍守故步。亚里士多德之《物理学》，已无人问津，而亚里士多德之《伦理学》，仍可开卷有益。中西三位现代学人的话，表达了同一个意思：古老的人文经典具有永恒的价值，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给人以心灵的启示、智慧的启迪和精神的动力。钱锺书的“体用之分”，则精辟揭示了人文与科学性质和效用的差异。
那么，为什么古老的人文经典能穿越时空，具有永恒的青春生命？简言之，这是由人文经典的文化生命本质决定的。文化是生命实践的理性升华。而个体生命的有限，决定了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；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，则决定了人类文化的重叠性，同样决定了人文经典的永恒性。美国学者尼古拉·默里·巴特勒说得好：“只有学者能认识到，近代世界里所说的和所想的在任何意义上属于新的东西，是多么微不足道。探索人类的本性必须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的深度，以惊人的深刻性和洞察力解释人的思想和人的愿望，这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以及中世纪伟大的思想家的巨大成就。”借言之，在中国，探索人类的本性必须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的深度，以惊人的深刻性和洞察力解释人的思想和人的愿望，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伟大思想家的巨大成就。三千年的哲学史，是百年人生问题反思史；三千年的文学史，是百年人性情怀咏叹史。三千年的人类文化，一百年的生命长度！这便是古老的人文经典能够穿越时空，具有永恒的青春生命的根源所在。
经典是心灵的导师
其次，经典是心灵的导师，一个人精神的发育史，是经典的阅读史。学习经典中的永恒真理，是智力训练的最好途径，也是获得智慧的最好途径。那么，阅读人文经典，真有那么大的效用吗？据说，弗洛伊德的墓碑上有一句话：“理性的声音是微弱的”。这是这位杰出的心理学家洞察人性后得出的结论，似乎有点悲观，却不能否定其真实性。理性的声音是微弱的，本能的力量是强大的；如果人人都能听从理性的声音，人人都能听从德性的召唤，那么“圣人”就可能批量生产了。然而，情况并非如此。知识是可以传授的，“德性”却很难像知识一样被接受。
然而，人类就自甘堕落吗？当然不！《唐子西文录》记载了蜀道馆舍壁间一副对联：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”这两句诗表达了前人对孔子的无比崇敬之情，颂扬了孔子在民族精神史上的巨大作用。建设这个世界，离不开劳动者的双手；治理这个世界，离不开政治家的智慧；点亮这个世界，离不开哲人的思想。在“‘四书’第七”中，朱自清谈《论语》说：“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——孔子，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：如‘君子’‘仁’‘忠恕’，如‘时习’‘阙疑’‘好古’‘隅反’‘择善’‘困学’等，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。”追求善的德性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。中国人说，止于至善是大学之道；费希特说，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。读完《论语》，我内心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：细读《论语》，为人生铺一道崇高的文化底色。子曰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以经史子集培植根基，借诗文书画展示才华，这是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和艺术生活。歌德说：鉴赏力是靠观赏最好的作品培育的；善的德性同样是靠阅读伟大的经典培育的。正是在此意义上，赫钦斯说：不读伟大的经典，怎能称得上是受过教育的呢？
经典是治学的起点
再次，经典是治学的起点，读透一部经典，成就一门学问。不读经典，学术研究就会游谈无根。千年之前，苏轼批评学者“束书不观”：“近岁市人转相摹刻，诸子百家之书，日传万纸。学者之于书，多且易致如此，其文辞学术，当倍蓰于昔。而后生科举之士，皆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，此又何也？”（《李君藏书房记》）千年之后，晚清陈澧再次批评学者“不肯读一部书”：“学者之病，在懒而躁，不肯读一部书，此病能使天下乱。读经而详味之，此学要大振兴。”（《东塾读书记》）今天的学人可能是明天的仕人；学术上的虚骄浮夸之风，往往会形成社会上的弄虚作假之风。所以陈澧强调：“读经而详味之，此学要大振兴。”
经典是治学的起点，在人文学领域还有其自身规律。简言之，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，轴心时代的先贤们已经思考过了。中国人文学强调“师承”，强调“传统”，强调“薪火相传”；所谓“有师承乃成其学术，由传统乃成其学术”，其根源就在于此。钱穆曾说，在“三不朽”中，立言最难。立言何以最难呢？“中国几千年只有一个孔子、一个孟子，他们的言论可以传诸百世，放之四海……人不自量，人人想走这条路，到底走不上，徒增许多空言，或有一些完全不对的废言。”（《中国文化十二讲》）据此，钱穆提出了人文学研究的“三步骤”：“从来从事研究学术之三步骤：一、崇信古代一位两位学术人物。二、专意一部两部传统巨著。三、划定一范围探究一个两个研究题目。此题目则与全部学术大体有关联。”（《学籥》）从经典中提出的问题才可能是经典论题。事实上，人文学研究的经典论题无不是“老生常谈”，无不是师承与创新、传统与时代的统一；反之，只是“游谈无根”的个人“意见”而已。
钱穆把学者分为两类：“学术人物”与“时代人物”。“学术人物”就是遵循“三步骤”，踏踏实实进行研究的人；所谓“时代人物”，便是迎合时髦，追随风气，游谈无根之人。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，应当“读经而详味之”，在此基础上，面向时代，面对现实，深入社会，进行独立自主的再思考，从而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。
（作者：陈文忠，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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